《湖南人怎么了》

　　假期找出徐志频的新作《湖南人怎么了？》，可能因为自己也是湖南人的缘故，在远离本土的南粤读这本书就有了一番隔岸观火的感受。

　　我并没有见过徐志频本人，但读过他的博客和他写的《草根创业笔记》，感觉他很有才气，也特别勤奋；读了《湖南人怎么了？》之后，又发觉他是一个人文积淀深厚且颇有历史洞察力的学人和一个具有文化的思想者。

　　《湖南人怎么了？》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描摹刻画湖南地级行政市域的脸谱，将湖湘文化切割成是十四个相对的板块，一一进行点评挖掘，等于建立了一个本土文化的人文模型；第二部分则是解剖湖湘文化的载体湖南人本身了，有褒有贬，信手拈来，纵横捭阖，张弛适度，表现了作者的冷静与成熟。前面写城，后面写人，但彼此间有着内在的呼应与互补的功能，合起来便是当代湖南人完整的切片图谱，加上通篇文字洗练，行文潇洒，前后照应，一气呵成，读起来让人痛快淋漓，爱不释手。

　　近现代以来，湖南人的历史地位已经被历史学家们，特别是一些湘籍学者们抬到了珠峰的高度，实际上湖南人在创造历史的时候，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负面的垃圾，只是湖南人不愿意面对罢了。这些垃圾就像残留在湖南人体内的弹片，会常常令人隐隐作痛，当湖南人仍然陶醉在历史荣耀的阴影下的时候，才发现湖南人又被历史忽悠到了边缘，仿佛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仅仅以去年三月全国选举的结果为例，在全国、全国政协、国务院、四大国家机构的领导人中以及国务院28个组成部委的正职中就没有一个是湖南人。因此敢于严峻的现实，一下湖南人的劣根性，对于振奋当代湖南人健康的人文，端正湖南人务实的处事心态，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哪怕是用微创技术点到为止，也能稍稍改善一下湖南人的微循环系统。

　　徐志频的确具有这种人文，他的笔就像一把温和的柳叶刀，剖析了湖南人某些具有遗传性质的病灶，让读者在掩卷之后能够产生一缕悲哀、一丝忧郁，当然也会获得一份启迪，引发一种思考。

　　先读他的“城”，限于篇幅，这里只随意点击打开其中几座城市的“窗户”。

　　开篇就是《嘴巴长沙》，长沙人喜欢“策”，“这是比空瓶子也能喝出烈酒来更高的本领”，这种不务实的市侩作风绝对是与湖湘文化的品质格格不入的，这种“嘴上功夫”不仅仅是一种油滑与庸俗，也根本不可能支撑起一片现代文明的天空。

　　接下来的《土气湘潭》与嚼槟榔的民俗联系在一起总让人感觉不爽，它与当代健康的主流生活方式总有点背道而驰，据说湘潭的槟榔产业的市场规模高达十几个亿，如果这也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支柱产业的话，恐怕并不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读《书生衡阳》时，当然会对王夫之这座文化高山仰止，但书生意气往往成不了大事，衡阳历史上真正能够彪炳千秋的就两个人，一个蔡伦，一个王船山，但这两个人并不是伴随着本土经济高度繁荣而出现的，因此与其说衡阳的书生意气是湖湘文化的一道绚烂风景，不如说在经济与文化共舞的时代，这种书生意气恐怕连一个城市也治理不好，难怪衡阳人自己也认为“脏乱差”是当下这个城市的代名词。

　　《手掌常德》调侃道：“常德人很适合做官，也挺能做官，据说湖南省厅局以上的官员，常德人就占了一半”，“我03年在常德一个农村，当地人津津乐道地告诉我，他们单是某个村，处级干部就出了20多个”。这是高明的解剖与温和的缝合，它的潜台词是，当代中国什么资源都十分短缺、紧缺、稀缺，唯独官员不缺，常德人把精明和智慧用于经营实在是一种畸形的人文生态现象，也就难怪如今的厅级干部、处级干部的含金量大大贬值了。

　　一篇《邵阳》写真了邵阳人的“凌厉与凶悍”：他们面对敌人“眼如鹰隼，眉如刀枪，脸放，一不做，休，问，看，搬来一把大刀”，这恐怖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当代邵阳人如果仍然全面继承“生活就是打架，打架即是生活”的秉性的话，只怕会影响这座湘中古城的投资，谁还敢去邵阳？实际上邵阳经济的发展一直处在蜗牛般的爬行状态。

　　《蛮人娄底》其实就是《邵阳》的另一个版本，“就像邵阳人的凶悍已成为基因，无论多少个博士学位，也无法改变其性格中的凌厉”，因为娄底人不怕死，“已经成为一个基因链条”，关键是当代社会所提倡的和谐文明的风尚，恐怕难以接纳娄底人这种自以为是的远古脾性。

　　在《商人郴州》里，作者了早几年郴州地方被人为“全国优秀集体”的事件，这让人记忆犹新，如果所有的官员都用商人的手段，那么这个城市的营运成本和投资成本就会高企不下，它的发展之门也就关闭了，所以作者写道：“这个的性格，基因沉淀，几乎成为特色文化，但不能遗传”，他希望郴州的“老百姓做生意多赚钱，做的少当硕鼠多犁田”，这是一种很高境界的人文关怀。

　　《美人益阳》“蛮不及山地人，智不比水边人”，因此“在城市的定位、发展上，益阳也自觉不自觉地围着长沙转，在外人看来，它就成了长沙一条漂亮的尾巴”，一个城市失去个性，即便是美丽得无与伦比，也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城市没人稀罕，这种微言的敲点颇有些大音希声的味道。

　　在《灵魂湘西》中“有我所见过最落后的湖南，而且超出人的想象力”，这大概是湖南经济状态的一个真实写照，足以震撼读者的，也定能激起当代湖南人付出更多的去改变自己的荒蛮，从而与现代化的文明社会实行真正的接轨。

　　如果说湘西的落后多少有几分属于自然的造化，那么《蛮商怀化》则揭开了一段商业破灭的秘密，它告诉读者“中国第一古商城”和“中国第一商地”的洪江在经历了几百年的繁盛之后，由于近代湘商的固执与保守自闭而最终了衰落，这正是湖南商人缺乏商业智慧与经营谋略，不能与时俱进、顺势而上的历史教训，作者提醒我们都不能忘记这段湘商的灰暗历史。

　　再读他的“人”。徐志频首先想到的是湘商，这个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特殊群体。

　　《湘商的出是不与人斗》我们：当今湖南人要重新引领时代的潮流，是不能再依靠军事的手段了，而只能依赖经济奇迹的出现，但似乎这是一个愿景，于是作者呼吁湘商的崛起，就像当年的湘军横空出世一样，遗憾的是传统的湖湘文化与现代的商业彼此间有着遥远的距离，湘商要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命题是应当在真正的湘商大军建立起来并取得举世的业绩之后，才能够彪炳史册的，而拦挡这一命题迅速形成的最大障碍物就是湖南人的“”秉性，因为“湖南人好斗，世界上出了名”，“这注定他们天生的性格中，存在有巨大的漏洞”，所以作者感叹道：“今天好与人斗的人，多少是一种病态”，“多半是自己不如人，明着得不到，便要文韬武略，算计着夺人家”，因此只有当“湖南人的斗争文化转过来了，天下湘商也就看到希望的桅杆了”。

　　其次，另外三大硬伤也是屏蔽湘商成长空间的杀手，徐志频在《湖南人成事的性格大缺陷》中罗列的都是致命的病兆：偏激与意气、狂妄与空洞、浮躁与漂浮，湘商如果要想有朝一日执中国经济执之牛耳，必须经过一番痛苦的刮骨疗毒，才有可能化蛹为蝶，仿佛给当代湘商注射了一针人文疫苗。

　　《曾国藩让人反感的两点》则更多的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自从唐浩明把曾国藩推向神坛之后，这位近代老人就成了当代精英的偶像，但徐志频却“反感”这个人文标本，读曾国藩“不是享受，而是，跟他的东西一接触，内心里总感到憋闷、压抑，他将你自然的心灵，总要上一副铐子，让你跟着他，不起来，只好一同出汗”，尤其认为曾国藩烙有封建印鉴的“官奴”形象是绝对不能进入湖湘文化的图谱的，这无疑也是当代湘商凤凰涅的天敌，作者甚至对曾国藩故居“富厚堂”的人文价值也提出质疑，湘商如果将财富为“微缩版”的或“死气沉沉的贾府”，那充其量不过是一位湘中土财主的最高成就。

　　总之《湖南人怎么了》具有温和的和反思态度，给读者提供了与教益，它告诉我们如何审视自身的文化遗传与历史包袱，如何正视自己的硬伤与软肋，以便用外来的“”调理自身的机能，从而勇敢地突出重围，将当代湖湘文化鲜艳的旗帜插到一个新的制高点上，也正如作者所期待的，在“穷山恶水”之中“开出惊艳之花”。